未来监察法学的体系建构，应当以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监督原则、民主集中制和公职人员廉洁义务为理论基点，以监察法治原理（包括合法性原则、民主正当性原则、功能优化原则和人权保障原则）为理论指导，以监察基础理论、监察法律制度和监察实践应用等为研究对象，以监察法与监察法治、监察权（力）与监察权利、监察主体与监察对象、监察行为与监察责任等为基本范畴。
行政法学的视野应当立足于立法、行政、司法三分意义上的大行政，其理论研究的对象理应包括那些调整行政中的政治的规则，只不过这些活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党的机构来主导实施的，这些规则也大部分体现为党规而已。[xl]张立伟提出划分为党的建设类法规和党的领导类法规，并指出两者在正当性来源上的不同。
[xxxviii]那么，在中国，把这种类似于西方国家政务官所扮演的角色，换成执政党的若干组织———各级党委及其工作部门，以及在政府中设立的党组（党委）———来扮演，在功能上并没有本质不同。这一差别意味着，国家意志的表达并不是在立法之后就全部完成，到了行政机关那里只剩下对法律纯粹的执行了。学界对此次党政机构融合的改革极为关注，普遍认为对公法原理和公法制度冲击颇大，首当其冲的就是行政法，因为现有行政法理论和制度并没有将党在行政过程中的角色予以明确界定，也无法为党政机构融合之后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的解决方案。而行政过程中的政治决策，其合法性则需要接受双重审视，既要通过上述规则和方法检验其法理意义上的合法性，还要通过最终的决策绩效证明其政治上的合法性。[xxvi] [2015]亭行初字第00109号行政判决书。
党政机构融合的主要形态包括以下四种：一是党政合一型，即一个机构、一块牌子，同时作为党和政府的机构，如部分地区的信访机构，其名称便直接表述为XX党委XX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结论 党政融合机构改革并没有改变中国党政关系的实质，改变的只是党政关系的形式。主观要件则是行为带来的损害与收益之间的价值权衡。
《食品安全法》第109条就根据这个原则规定了风险的分级管理制度，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质量监督部门根据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风险评估结果和食品安全状况等，确定监督管理的重点、方式和频次。宪法是各种社会子系统的统一规范平台与链接，必然要求国家肩负起风险预防的义务。例如，《宪法》第21条规定：国家保护人民健康，增强人民体质。然而，风险预防与危险消除在控制手段上最大的差异就是前者的控制是一种风险点分析与控制体系，强调的是过程控制而非简单的后果消弭，体现的是过程中的风险监测、评估与控制，因此立法者对上述规范词的落实不是简单规定处罚与责任，而是要建立起 监测—评估—控制的全过程风险预防体系。
德国行政法学者福斯多夫将这个含义引入公法学，提出国家生存照顾作为一种国家预防活动，从而使之成为经济宪法上的重要课题。这是预防义务的主观权利规范基础。
该条中基于预防目的而规定的停产和召回手段，其直接强制干预效果显而易见。具体来说，危险可以分为预测性与诊断性两种类型。但这个过程本身是多个系统交互影响、形成合力的过程。风险世界观则要求我们抓住人类及各个子系统自身的行动来建构风险概念的法教义学，包括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
风险分散主要是利用市场和社会机制来分散潜在风险。前述两个构成要件在不同的风险领域的表现程度是不同的，从而产生不同的预防手段。从文义解释看，完善是针对现状而言的，旨在不断发现系统运转的认知和判断盲点。其中，什么是有证据证明可能危害取决于食品工业的技术判断，行政机关执法时应当注意反思和吸收。
他认为风险社会是相对于阶级社会而言的概念。要求被控制对象通过制定内部规则和流程来进行自我约束。
危险则是由客观环境带来的、被系统捕捉与发现的现实存在，因而是一种已然的损害，需要予以消除和克服。以经典物理学决定论为基础的秩序观在法教义学层面重在提炼危险的判断规则和责任承担规则，以恢复被破坏的秩序。
《宪法》第5条法治国原则规定的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其在宪法教义学上包括四个构成要件：第一，客观要件：实现。（四）预防义务与基本权利 1．预防对基本权利的动态保护 预防义务来源于国家保护义务，所以公民可以要求立法者具体化这项义务并产生法律上的请求权。从比较法的视角看，将风险作为一个法律概念使用的典型是1971年德国的一项环境保护政策。由此，预防作为一项国家义务，还有国家根本任务条款作为客观法秩序的根据。虽然该条款不直接产生基本权利主体的请求权，但是立法者必须尊重该条蕴含的最低限度的环境保护要求，并在具体领域享有形成余地。
该审查的核心目的是特定手段的选取是否能够推进法律深层次目的的实现。这种结构性转变具体表现为：第一，从秩序世界观到风险世界观的结构转变。
（二）预防的具体化与反思学习义务 宪法上的预防义务必须通过立法予以具体化，由此需要在法教义学上讨论第二个问题：立法者对于预防手段的规定享有形成自由，但在某一个具体的风险领域使用不确定法律概念时，是否要建立一定的操作标准以便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等国家机关适用？例如，《德国能源法》要求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对经由设置与运营该设施所形成的损害之判断建立在可信赖性与不可或缺的知识基础之上。风险预防活动必须接受合宪性审查，以防止国家滥用剩余风险的分配权或借助预防侵犯公民基本权利。
该条款可以作为行政机关进行行政解释、行政裁量和政策制定时应当遵守的正当程序依据。其次必须从中国宪法文本出发，建构有关风险的不同规范领域和类型，进而提炼出相应的规范体系。
食品生产者发现其生产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应当立即停止生产，召回已经上市销售的食品。《宪法》第1条第2款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具体来说，这样的标准分为三种类型：第一，以技术为基础的控制。由于该条款并不直接创设立法任务，因此即便在立法者没有制度具体立法的领域，行政机关也可根据该条款有所作为。
该规定内容有助于《德国原子能法》第1条第2款所定的保护目的在各种情况下都能获得最佳的实现。人工智能日益成为通用技术后，公民充分就业的劳动权所面对的岗位、技能被替代风险。
宪法上的预防义务是国家保护义务的拓展，其在中国宪法上则有人权保障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双重需要。五、风险预防义务的合宪性审查 宪法上的风险预防义务是对国家机关提出的基本要求，但宪法同时也要防止国家以预防为名实施公权力行为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因此，在国家预防领域必须进行严格的合宪性审查。
科技与环境污染、公害的风险预防领域就是典型。因此，对风险的理解需要打破线性时间观和机械因果律，这是风险社会与功能尚未分化的古代社会的最大不同。
（2）通过交流增强开放性。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方案应该是：若立法过程中手段可以实现相应目标，但被审查时手段已经落后而不能再实现该目标时，则应该认为该手段不具有关联性，从而判定该规定无效，但其无效的法律后果不应该溯及制定之时。在后来的维尔案中，德国最高行政法院在上述概念框架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三者在法教义学上的差异，指出危险与风险之间的区别并非简单的概率大小，风险与剩余风险之间的本质区别则是价值判断的差异。第二，风险预防义务要求法律系统不断地向其他社会系统学习并与之沟通。
目的是否正当，在法教义学上包含两个要件：第一，是否基于保护公共利益或另一个基本权利的目的。对此，可以按照实质合宪性审查三阶层分析框架来具体展开：按照基本权利教义学的传统理解，干预不能包含预防行为。
本文试图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分析与回应，尝试初步建立风险预防的宪法学理论框架。必要性包含两个部分：第一，以完成适当目的为前提。
（3）基于风险管理的目的。一个理论方案是，审查非强制手段的行使是否会导致另一个基本权利事实上的放弃或停止，若接纳某一个非强制的预防手段会实际上导致另一个基本权利不能有效行使，则该手段已经构成限制。
